飞燕泣残红

    1987版《红楼梦》中拍史湘云醉卧芍药丛那段，第一年拍的时候，发现芍药花已经谢了，导演王扶林说，“那就挪到下一年拍吧。”这在今天，完全是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“大家的态度都十分认真，人也都很纯粹，就是为了做好这件事，所有人都在努力，没有任何利益的冲突和功利的心态。伙食费每天只有2毛5分钱，住的也是集体宿舍，但是大家都很卖力。”当时三个编剧之一的周岭对记者说，旧版《红楼梦》就是在这样单纯的环境下拍出来的。

    一场空前绝后的培训

    鸳鸯的扮演者郑铮说：“每天早晨6点，我们就爬起来“练功”了，要跑步、压腿。然后每天有形体训练和表演课。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主任都一直陪着我们，制片主任就像我们的家长一样。还有贾赦的扮演者李颉老师，贾母的扮演者李婷老师都是我们的表演老师，教我们表演，给我们出题目根据红楼梦里的情节演小品。有时晚上我们还在一起讨论小品该怎么演。我记得当时从上海过来的邓云乡老师和我们住在一起，教我们怎么走路，坐姿应该是怎样的，应该怎么拿帕子，每个动作都教得特别细致。其他的像王朝闻、周汝昌老师他们也经常过来，每天上下午交错，轮流给我们讲关于红楼梦的课。”

　　当时这些少女心目当中只有如何赶紧学会拍戏。郑铮说：“我们那时都只有20岁上下，虽然没有剧中人物那么小，但都还处于特别质朴的状态。我们那时都很乖，可以说都是特别单纯的孩子，没有什么私心杂念。大家都是拼了命的，有些女孩子比较容易胖，就在身上裹塑料袋，绕着圆明园跑来减肥，从来没有人叫过苦。在生活上，我们也尽量往自己要演的那个形象上靠。”

　　就是这场空前绝后的培训塑造出了《红楼梦》里形形色色女子各异逼真的形象。平儿的扮演者沈玲说：“练功，模仿古代人的仪态。那些‘小姐’们还要学习琴棋书画，我们这些‘丫环’则要学习礼仪，行礼、走路什么的都有讲究。”

　　这段学习班的经历为日后《红楼梦》的拍摄奠定了扎实的基础，很多人进入古代人的角色，都是从这次学习班开始的，甚至后来有人入戏太深。

    第二位迎春是在大街上“捡”来的。当时，她正弯腰开自行车锁，举手投足间有些样子，并且身高相仿。一点经验没有的第二任迎春被带到剧组，在李颉老师三天三夜的训练下，终于上台面了。听到王扶林一声“好”，身为老师的李颉转过脸去哭了。

    严谨的拍摄

　　当时整部《红楼梦》，拍摄之严谨，从陈晓旭（饰林黛玉）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：

　　穿好了另一套服装，我在桥对面站好，“预备———开始”，镜头慢慢推近，“停！”李耀东放下摄像机说，“耳环错了，读西厢时是绿耳环，现在是白的，接不上戏。”

　　王导问：“带来了吗？”

　　我轻声答：“没有。”

　　他的脸立刻白了：“怎么能这么粗心大意，开什么玩笑，这要耽误大家多少时间？”

　　我穿一身纱衣在三月的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听着他大发雷霆。

　　最后化妆师大杨用颜料把耳环变成了绿的，才使风暴平息。

　　大家松了一口气，王导脸上也有了血色，而我早已快冻成木乃伊了。

    学者团队

    1987版《红楼梦》的顾问委员会，主任是王昆仑，国内著名的红学家，他在抗战期间撰写的《红楼梦人物论》，是最早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一部专著。

　　副主任王朝闻，知名美学家、文艺评论家、雕塑家。委员还有国学大师启功、著名散文家和小说家沈从文、著名剧作家曹禺、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活动家周扬、著名翻译家杨宪益、红学家周汝昌、红学家蒋和森……这样的顾问团队，恐怕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个课题研究组都无法与之匹敌。

    开拍前三个月的学习班里，编剧周岭主持的红学学习班上，常常有专家川留不息地开讲座：有胡文彬老师讲的“国内外红学研究概况”；朱家谱老师讲的“《红楼梦》中的北方生活习俗”；邓云乡先生讲的“南方生活习俗”；周汝昌先生讲的“《红楼梦》原著的优与续书的劣”；王朝闻先生讲的“怎样正确理解《红楼梦》的角色”；李希凡先生讲的“《红楼梦》的历史背景”。教学内容之丰富，教学队伍之强大，几似一所大学在开红楼梦研究的专业课。

    对待一部电视剧，这样的一种专业精神，恐怕以后再不会有了。